一代人的迷茫：红卫兵群体命运的最终落幕

红卫兵组织是在毛泽东的坚定支持下逐步兴起的。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推进，红卫兵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这一变化与毛泽东对红卫兵立场的变化紧密相连。

毛泽东曾坚信，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在于动员青年学生，故此，他大力支持红卫兵的兴起。

自1963年起，毛泽东便洞察到我国存在着一个官僚资产阶级，该阶层已掌握基层大部分权力。至1964年，他意识到通过“四清”运动并未能根除这一问题，于是寻求新的解决之道。1965年下半年至1966年初，毛泽东对国内政治形势作出了极为严峻的判断。

他指出，在我国，尤其是在中共中央内部，已滋生出修正主义势力，这些势力构成了一群企图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掌权集团；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统称为“小五界”）的领导权已然脱离了无产阶级的掌握；在党内、政府机关和军队中，也有一部分权力被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所攫取。若不铲除这些资产阶级代言人，他们必将夺取政权，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转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因此，他下定决心，要发起一场自下而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夺回被资产阶级代言人篡夺的权力，以确保无产阶级的江山永远保持红色本色。而要推翻资产阶级代言人，必先从“小五界”入手，这就迫切需要发动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发动针对“小五界”的“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决定将青年学生作为关键力量。他看重青年学生的积极性、较少的保守观念以及具备的文化素养，认为他们非常适合成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先锋和主力。因此，在对抗“小五界”中资产阶级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全国各地的高等院校和青年学生群体中涌现出了众多造反的年轻力量，并自发形成了多个松散的组织，出现了不少小领导者。然而，这些学生团体正式以“红卫兵”命名，是在1966年5月之后。

1966年8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除了批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以下简称《十六条》）等重要文件之外，会议还特别强调了对红卫兵组织的肯定。

在全会召开的8月10日午后，毛泽东同志亲临中共中央接待站，面对前来共同庆祝《十六条》颁布的群众代表（其中包括红卫兵），他郑重地叮嘱：“大家务必关注国家的重要事务，确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得以全面、彻底地推进！”

全会的决议与毛泽东的演讲均已明确指出：红卫兵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锋队与勇猛先锋。彼时，毛泽东正是倚赖红卫兵之力以推动“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

随后，毛泽东主动提议接见红卫兵，并先后进行了8次接见。然而，在连续的8次接见中，毛泽东逐渐察觉到红卫兵身上存在的问题，其对待红卫兵的态度亦随之发生转变。

在毛泽东前三次接见红卫兵之际，他满怀真诚地予以认可与坚定支持，期望借助红卫兵之力，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手中夺取权力。

1966年8月18日，我国首都盛况空前，一场百万民众参与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盛大群众大会在此隆重举行。与会者多为来自北京及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大会筹备期间，毛泽东主席原本并未计划出席。然而，当得知与会者中红卫兵占据多数时，他临时决定亲临现场。此次出席大会，主席的主要愿望，便是与红卫兵们见面。

鉴于这是毛泽东同志首次接见红卫兵，现场气氛尤为热烈，媒体的报道亦颇为详尽。当日上午，毛泽东同志身着绿军装，步上天安门城楼，与数百名红卫兵代表亲切会面。红卫兵代表们走下天安门之际，广场上的红卫兵们欢呼雀跃，挥臂高呼“毛主席万万岁”，尤其那些有幸与毛主席握手的人，激动之情难以言表。

毛泽东在接见红卫兵代表之后，缓步至天安门城楼的中央，向高喊“毛主席万岁”的百万民众挥手致意。观礼台上的数万名红卫兵齐齐跃起，齐声呼喊：“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随后，毛泽东沿着天安门前的金水桥前行，直至人群中，与周围民众热情握手，并向全场革命群众挥手示意。此情此景，广场顿时沸腾，众人双手高举过头，围绕毛泽东跳跃、欢呼、鼓掌。不少人的手掌拍得通红，更有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在此次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重要场合，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重量级人物亦同场出席。即便处于人生低谷的刘少奇、邓小平，亦受邀参与了此次接见。刘少奇精神矍铄，但面对此等盛大场面，不免显得忧心忡忡。

当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于启动“文化大革命”的决策充满信心。他向身边的林彪表达了他的看法：“此次运动规模宏大，的确有效激发了群众的积极性，对于推动全国人民思想上的革命化进程具有深远的意义。”

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之举，迅速在国内外掀起轩然大波。国内报纸纷纷刊发报道，全国各地洋溢着欢腾与庆祝的气氛，而海外众多左翼政党和组织亦纷纷致以祝贺。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消息迅速传遍，众多未能获邀的红卫兵纷纷呼吁，希望毛泽东能同样接见他们。面对众人的热切期望，毛泽东欣然应允。

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再次接见了红卫兵。紧接着，中共中央于9月5日发布了一项通知，决定邀请全国各地的革命学生代表与革命教职工代表赴北京参观。此举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大规模的串联热潮。与此同时，涌向北京进行串联以及各地之间相互串联的红卫兵，对所谓的“走资派”以及地富反坏右分子展开的武斗事件仍在持续扩大。为遏制这一态势的进一步蔓延，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然而，即便社论发表，全国的武斗现象仍未得到根本性的遏制。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会见了红卫兵。鉴于红卫兵已成为毛泽东的常客，北京市的各单位纷纷对外地来京的红卫兵表示热烈欢迎，这使得前来北京的红卫兵人数愈发增多。

当日，受到接见的红卫兵达到了约一百万之众。鉴于前两次接见后，部分人反映未能亲眼见到毛主席，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红卫兵挥手致意，随后便乘坐敞篷吉普车驶上长安大街，与红卫兵们亲切见面。

在毛泽东第四次接见红卫兵之际，一场“拦车事件”的发生，令他对红卫兵的举动产生了深深的疑虑。

1966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纪念日。这时，外地来北京串联的红卫兵越来越多，他们仍然要见毛主席。考虑到这一情况，毛泽东决定把庆祝建国17周年大会和接见红卫兵合并进行，因此这次被接见的红卫兵比以前要多，有150万人。许多红卫兵半夜就守候在天安门广场等待毛泽东接见。他们不断地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歌曲，呼喊着“毛主席万岁”等口号。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天有的红卫兵组织在天安门广场打出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横幅，公开呼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

适逢国庆佳节，夜幕降临之际，广场上即将上演盛大的焰火表演。毛泽东及中央其他领导人在上午接见了红卫兵之后，便前往人民大会堂稍作休憩。午后四时，中央政治局于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依照既定计划，会议结束后，他们本拟与红卫兵一同观赏焰火，共庆国庆。然而，广场上的红卫兵却依依不舍，不愿离开，他们期盼着再次见到毛主席。

约莫晚上七点钟光景，毛泽东与一众中央领导人士自人民大会堂西门登车，驶向大会堂西北隅，即今日之南长安街南口，预备前往天安门。然而，车行至南长安街南口时，却遭红卫兵与民众拦阻。红卫兵高声呼喊，渴望一睹毛主席的风采。无奈之下，毛泽东乘坐的车辆只得停下。车一停，后续车辆亦随之受阻，整个车队被围困在成千上万的民众之中。

这时，林彪下了车，走到毛泽东的车前边，边护卫着毛泽东的车边高声喊道：“我是国防部长，请让一让，让我们的车去天安门参加晚会。”可是，红卫兵一个劲儿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不听林彪的话，可能也听不见。林彪只好请中央警卫团和机动部队前来解围。毛泽东一行的车队解围后，只好折回人民大会堂，没有能够参加天安门焰火晚会。

事件发生后不久，中央即明确提出，今后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务必确保组织严密、秩序井然。

在毛泽东第四次接见红卫兵之际，林彪的发言及《红旗》杂志的社论，为红卫兵的斗争指明了方向。自此，红卫兵的反抗行动主要针对“文化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6日，首都红卫兵“三司”在工人体育场发起了规模宏大的誓师大会，参会者包括来自北京及各地大专院校的师生，共计十万人。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首先代表党中央公开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刘少奇和邓小平。自此，全国范围内纷纷响起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与标语。

1966年10月18日，毛泽东第五度接待了红卫兵。在此次会见中，毛泽东的激情较先前有了明显减退。据他的警卫人员回忆，此次会见时，毛泽东显得颇感无奈，尽管他面带微笑，但脸上的神色却透露出一丝严肃。

毛泽东这次接见红卫兵时，天安门广场上除了高呼“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口号之外，还同上次一样，高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

“红卫兵的小朋友们来了，若不见他们，他们便不走，这天气又冷，真是让人难以忍受。”

至1966年11月中旬，北京的街头巷尾，红卫兵的身影日益增多。面对这一态势，毛泽东于当月11日决定亲自接见这些红卫兵。此次接见，标志着毛泽东第七次与红卫兵群体面对面交流。

“红卫兵已抵京，且天气转寒，给北京市带来沉重负担，亟需想方设法安排他们离京。”随后，毛泽东果断决策：“决定于11月25日、26日连续两天接待红卫兵，确保所有在京的红卫兵都能参与。接见结束后，将不再接待红卫兵。中央将起草一份通知，今后串联活动将不再享受免费待遇。”

在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之后，他开始转向倚重工人阶级的力量，并明确指出，知识青年投身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为必要之举。

1966年11月，上海爆发了“安亭事件”，王洪文率领一群反抗的工人进行卧轨拦截列车，导致全国主要铁路交通瘫痪。毛泽东对此事件明确表态，表示支持。次年1月，上海工人造反组织成功夺取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控制权，毛泽东再次表达了对这一行动的支持。这一事件，即“一月夺权”，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巨大震动。此后，毛泽东的关注重点转向了工人阶级。在他的后续批示中，对工人造反夺权的支持占据主导，而支持红卫兵夺权的批示则相对减少。显而易见，毛泽东已下定决心，依托工人阶级来推进“文化大革命”。

首先，派遣工人宣传队进驻各院校，由工人阶级维护校园秩序，甚至在党委权力瘫痪之际，工人代表甚至得以担当学校的领导职务；其次，派遣军队宣传队进入校园，由军方代表主导学校事务；再者，在随后成立的“三结合”领导集体中，军队干部、工人代表以及老干部代表占据了核心领导地位，尽管青年学生代表也被纳入领导班子，但其地位相对靠后，并未担任关键领导角色。

随着局势的发展，毛泽东观察到学校秩序仍旧未得稳定，而且全国各地的大学与中学纷纷停课参与革命运动。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内动荡不安，毕业生面临就业分配的难题。面对这一困境，毛泽东提出解决方案：将大学生安排至工厂和军队，接受工人阶级和解放军的再教育；将中学生派往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此举使得大学生们陆续得到安置，随之展开了一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红卫兵组织纷纷解散，红卫兵运动也逐渐归于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