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女儿坦言：忠诚是项英最大优点，也是致命缺点

苏云，这个名字由陶行知亲赐，其意境犹如随风轻扬的一朵云彩，细细咀嚼，其中似乎总是流露出一丝难以言表的哀愁与凄美。作为项英的幼女，项苏云与父亲的相聚时光仅限于短短的12日，而关于母亲的形象，在她的记忆中几乎变得模糊而难以辨认。偶有感慨在心头涌动，然在那个年代，遭遇类似的并非仅我一人。项苏云挥洒自如地一甩手臂，仿佛不愿让情绪的阴霾笼罩自己。

项英将军逝世已历六旬岁月，项苏云虽心怀对新四军纪念馆的眷恋，却鲜少参与各类与新四军有关的研讨会。对于父亲的事迹，她了解有限，因此并不愿意以项英女儿的身份参与讨论。在对其评价的问题上，她更愿意让历史做出最终的裁决。历史自有其公正，是非对错自有定论，她将欣然接受历史的评判。如今，已年满77岁的项苏云对于许多事情都已抱持着一种淡然的心态。

项苏云摄于2008年（黄宇）

漂泊的云

那些深知我过往之人，往往对我那些颇为非凡的经历投来好奇的目光。我常陷入沉思，在一定程度上，我与先父项英的生涯轨迹，实际上映射出了我国曾经历的那段波澜壮阔、不平凡的岁月，成为了那段历史的缩影。

我的生命篇章，始于上海劳工幼儿园，那是陶行知先生这位著名教育家所创办的一所孤儿院。那时的我，尚且稚嫩，年龄不过两三岁，对于自己的身世一无所知，甚至连曾经的名字也记忆模糊。自幼在孤儿院中长大，我未曾有父母相伴，身边的孩子亦如此。故而我并未感受到特别的不幸。

往昔时光，我浑然未觉，竟不知父亲是新四军军长项英。至于我的身世之谜，直到成年，我才逐渐拼凑出一些零散的片段：我于1931年出生，母亲在我刚出生不久，便将我交付他人，独自一人离沪前往苏区寻找父亲。记得有一年，我邂逅了徐明清阿姨……姨（王观澜夫人）她曾述及，在上海的那段时光，她不辞辛劳地帮助母亲照看我。母亲不幸离世后，她便将我带到浙江，并将我托付给了当地一位地下党员，林迪生先生。(前兰大校长)然而，鉴于众人的无力抚养，我最终只能被送往陶先生的孤儿院。她们如此言道，我的幼时昵称或许被唤作阿苗，至于我的胞弟项学成，他的乳名则是阿毛。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弟弟，他在苏区失去了音信，他的乳名叫做阿狗。

“苏云”的名字还是陶行知先生给取的。陶先生的孤儿院开在上海英租界，可能觉察到他和共产党的关系密切，英国人不让他再办下去。孤儿院要解散了，我记得女老师把我送到陶行知先生的家里，坐了没多长时间就离开了。她刚出门就被自行车撞倒了，陶先生很着急，赶紧叫人把女老师送到医院去。我听到后就在那里号啕大哭。

陶行知

无人可常伴我左右。陶行知，一位声名显赫的人物，无法时刻关照于我。在江苏淮安，陶先生曾创办了新安小学，该校的郭青老师因公事来沪，陶先生便指派郭老师将我带到新安小学。郭老师好奇地问：“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陶先生略作思索，说道：“那就叫苏云吧，就像江苏上空飘浮的一片云。”自此，我便有了自己的名字：张苏云。至于陶先生为何让我姓张，或许他以为张姓更为普遍，“项”姓则太过显眼。

回首往昔，陶先生理应洞悉我的身份。我的父亲于1930年毅然投身苏区，身负苏区中央局代书记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重要职务，声名远播。陶先生语气郑重，对郭老师吩咐：“务必要好好教导这名学生。”面对我这个默默无闻的学子，郭老师内心焦虑，不安地询问：“若遇到突发情况，我们该如何应对？”陶先生安抚地说：“你只需尽你所能，任何后果无需你承揽。”

新安小学，由陶行知先生亲手创办，旨在为贫困儿童提供教育的庇护所。他坚信，无论家境如何艰难，孩子们都理应获得优质的教育机会。面对众多家庭因经济困难而无力支付学费的困境，孩子们只需将少量的米粮装袋，即可作为学费的替代。这所学校的外观宛若村中一座破旧的庙宇，那泥塑菩萨背后捉迷藏的欢声笑语，至今仍清晰如昨。夜晚，我寄宿在一位农民的家中，与他的长女同床共枕，共享一室温馨。

局势愈发紧张，抗战随即拉开序幕，日寇迅猛地占领了徐州。新安小学的校长汪达之，便召集了一批学生，成立了新安旅行团，投身于各地的抗日宣传与演出。在给郭青老师的信中，汪达之校长这样写道：“当前形势日益恶化，你和张苏云老师一同前往西安避难——除了我之外，校内尚有一名孤儿，但汪校长仅允许你携带我一人同行。我想陶先生已经向汪校长说明了我的情况。”

然而，郭青老师对我身份毫无所悉，他仅仅是忠实地履行了对陶先生的承诺。他带我搭乘货车行进了一段距离，而后我们又转乘了开往西安的列车，继续我们的旅途。我仍清晰记得，当列车穿越陕西潼关的夜幕，突然遭遇了风陵渡日军的炮火袭击，车厢内的灯光瞬时熄灭，所有的乘客都屏住呼吸，寂静无声。火车在黑暗中疾驰，幸而，我们最终安然无恙地摆脱了险境。

抵达西安之际，我们对这座城市尚感陌生。在度过一个月的西安时光后，郭老师的经济状况开始紧张。他向我透露，一所学校的儿童剧团表示愿意接纳我，而他本人则在计划寻找另一处教书的位置。就在我们为出路商讨之际，郭老师收到了汪达之的来信。汪校长在信中此刻披露了我的真实身份，他对郭老师言道：“仅需将张苏云引至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待其抵达彼处，自将得到妥善的安置。”

昔日在西安，提及八路军一事仍存诸多忌讳。那时驻扎于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便是伍云甫先生，亦即伍绍祖先生的尊父。传闻郭老师曾向其提及，我乃项英之女，因此我们被先行安排至彼处，实则是在对我身份进行细致的考察与核实。直至那时，我对“项英”这个名字才略有所知。恰逢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伯伯亦在此地居住，他与父亲交情深厚，在我被见到后，他亲自致电父亲，确认是否真有我这个女儿。在父亲确认无误后，我和郭青老师才正式获得批准，得以前往延安。

彼日，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积极接纳众多渴望投身革命的热血青年，送往延安。为保障安全与效率，办事处采用了公开运送的方式，动用大卡车进行接送，每趟行程往往会有五六辆卡车同行。1938年4月，我踏上了新的征程。那辆驶向延安的卡车显得尤为特别。车中除了我，还有郭老师。车内还承载着中共华北局情报部长王世英及其四位家人，以及萧劲光的儿子和刘志丹的女儿。高岗与张国焘的儿子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他们原本准备去苏联，但是没能成行。虽然张国焘那时已经脱离共产党，但他儿子不相信，还是返回了延安。我记得他个子比较大，虽然路上比较颠簸，但他喜欢站着，扒着窗户往外看。

12天的父女

自幼至长，孤儿的身份早已成为我生活的常态。然而，在延安的偶然邂逅，父亲的出现，却让我感到无比的惊讶与惊喜。

1938年9月的某个黄昏，我家围坐在餐桌前，享受着温馨的晚餐时光。忽然，郭青老师不请自来。他告诉我，父亲已经抵达延安，并有人特意前来迎接，让我得以亲眼目睹他的尊容。这个消息让我既感意外，又喜悦无比，迫不及待地想要立刻动身，以至于连饭都没有来得及吃完，我就急匆匆地起身准备出发。

床上是朱爸爸。(朱德)刘爸抱坐小女孩。(刘少奇)怀中紧紧拥抱着的是刘爸爸的掌上明珠，刘爱琴。我似乎还能依稀回想起，那时的刘爱琴大概正处于六七岁的年纪，身穿一件绣有精致花卉的旗袍，头戴一顶稚气未脱的花环。张浩向我透露，不久的将来，他即将与朱爸爸携手共赴一场为迎接刘爸爸而举办的盛大庆典。

后来，我方才得知，父亲此番行程是从皖南根据地启程，前往延安，旨在参加六届六中全会。延安为远道而来的与会者精心筹备了一场热烈的欢迎仪式。该仪式于八路军的大礼堂隆重举行，我模糊地记得自己跟随大人步入那间宽敞的礼堂。尽管大礼堂的设施略显简陋，众人只能拥挤在木制长凳上，但会场的气氛却异常热烈。我踏入会场，大人们互相致意，我却一个也不相识。于是，我踱步至主席台前，转身面向整个会场，开始寻找我的父亲。陈云走至我身边，轻声呼唤：“苏云，你在找你的父亲吗？”他随即领我到一排椅子旁，指向朱德旁边的位置，指着那人说：“老项，这便是你的女儿。”他转向我，脸上洋溢着喜悦：“这位，正是你的父亲！”

在往昔的记忆中，父亲将我紧紧抱在怀里，放在他的腿上。我们目光交汇。他轻声问道：“你今年几岁？你叫什么名字？”——那话语里似乎在询问另一个家庭的孩子。他问及什么，我便如实作答，内心并未掀起太大的波澜。虽然我时常会嫉妒那些身边有爸爸妈妈陪伴的小伙伴们，可以尽情地在他们身边撒娇，然而，当父亲真正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却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羞涩。那是因为，直到7岁半，我才首次见到他。会议落幕之后，父亲提议一同回家，但在我心中，对父亲依旧存有一丝敬畏，不好意思直接表达出来，便借口说宿舍的同学在等我，想要先行返回学校。于是，父亲便派了一名警卫员送我回校。

直至第二天的放学时刻，父亲亲自来到学校接我，并将我引至他居住的窑洞。接着，他带着我一同前往保育院，与比我提前数月抵达延安的弟弟重聚。至此，父亲、我以及比我小四岁的弟弟在延安得以一家团聚。然而遗憾的是，弟弟在夜幕降临后便忍不住哭泣，渴望寻找保育院的阿姨，这让父亲整夜无法安眠。无奈之下，他只得再次将弟弟送回保育院。

“郭老师滴酒不沾，真是个坚定的酒戒。”此言一出，两位长辈不禁相视而笑。

在延安中央组织部门前，马海德医生为我们一家三口留下了宝贵的合影。这一幕不仅成为了我们此次团聚的永恒印记，更成为我们姐弟与父亲之间独一无二的合照。我头上的帽子，正是父亲在前往延安的途中赠予我的。父亲在那刻的笑容尤为灿烂，有人日后提起，这便成了项英先生生平最耀眼的笑颜定格。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父亲特地让人将这张照片精心冲洗多份，慷慨赠予了众多挚友。在那个五十年代的时光里，我有幸拜访了邓妈妈，她当时慷慨地赠予了我这张极具价值的照片。

在那个夜晚，郭老师亲自前来通知，告知我父亲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即将踏上离开延安的征程。于是，他特意在白日里抽空来到学校，期望能再次与我相见。然而，由于学校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已搬迁至山中继续教学，我和父亲未能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告别，就这样匆忙地分别了。

一纸家书，一筒散发着香脆气息的饼干，还有一对手套，传递着无尽的温暖。每当一群新四军战士踏上延安的土地，他们总会不约而同地来到学校，专程探望我。薛暮桥的夫人罗琼在见到我时，激动不已，她由衷地说：“有了这样一对优秀的子女，项军长必定深感欣慰！”岁月流转，我重逢陈丕显伯伯，他竟然特地叫来了夫人一同与我见面。原来，父亲曾向陈伯伯提起，我的容颜与陈伯母有几分相似。当然，陈伯母的容貌之美，远非我能望其项背。

我此生最深的遗憾，莫过于与父亲共度的时光仅限于那短短的12个日夜。尽管时至今日，我对父亲的性格特征并没有留下深刻的直接印象，但“慈父”这一形象却如同影子般挥之不去，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深处。

父亲与“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的始末，如今已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核心议题。作为一名工程师，我此前对党史的涉猎颇为有限，直至20世纪90年代，我才逐步开始深入探究并掌握这段历史的脉络。

1939年，项英、周恩来、叶挺三位领袖，自左至右依次排列，在皖南之地重逢相聚。

在“皖南事变”的烽火岁月里，父亲虽然在指挥上有所欠缺，然而，对于他贻误战机的指责，实则源于对其忠诚履行中央决策的误解。他始终毫不犹豫地遵循中央的指示，确保部队能够安全、有序地完成转移。在军事科学院内，王辅一博士专注于对项英的研究。他细致解读着历史电文中那白纸黑字所承载的信息，对这一段历史进行深入的挖掘与剖析。中央发布的电报内容，以及项英的详细回复，均已详尽记录并妥善存档。“随着与日本蒋介石的决裂，以及日本汪精卫的拉拢，局势逐渐转机，蒋介石对我方已无良策可施。你们的北迁，更令他退让一步。根据当前形势分析，蒋介石与顾祝同不会对你们构成威胁。此刻起，分阶段进行迁移，预计至12月底完成，尚属不晚。”在事变爆发的前13天，中央依然向他和叶挺发出了“拖延为上策”的电令。因此，对项英滞留未离的行为进行指责实属不妥，事实上，中央的指示一直是他采取拖延战术的依据。遗憾的是，原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先生已经远去，往昔那些至关重要的中央电报，均凝聚着他的笔锋。

1941年1月，父亲带领一支队伍成功突破重围，随后藏身于一个石洞之内。据其身边人士回忆，那时他在山上，内心充满痛苦，深感新四军遭受重创，自己难以逃脱责任。他立下誓言，待脱险归来，必将进行深刻反省，以期重整旗鼓。而夺走他生命的敌人，名叫刘厚总。3月23日之夜，父亲、周子昆与警卫员黄诚一同在石洞中避难。翌日拂晓，刘厚总举枪射杀了父亲与周子昆，并掠走了他们随身携带的用于军费的金银财宝，以及手表与枪械。尽管黄诚身中两弹，却奇迹般地逃脱了死神的魔爪。

刘厚总在电视剧《新四军》中的形象与实际有所不同，他并非项英的贴身副官。据父亲秘书顾雪卿的回忆，当时刘厚总在军部副官处负责管理马匹，与项英的接触并不多。直到“皖南事变”爆发，两人在山沟中偶然相遇。刘厚总身材魁梧，力大无穷，枪法精准，是游击战中的佼佼者。因此，当他在父亲面前表达留在身边的愿望时，父亲立刻便应允了他的请求。当父亲与数位同伴成功突破重围之时，刘厚总却陷入了绝望的深渊，心情沉重，不住地低语“一切都完了”，心中滋生出了丧尽天良的劫财杀人之念。昔日英勇无畏的父亲，竟不幸命丧敌手，反遭同伴背叛，这无疑是人世间的一大悲哀。

刘厚总在下山途中不幸落入了国民党的掌握，却未能享受到任何优待。在经历了漫长的监禁生涯之后，他终于获得释放。随着全国解放的曙光渐现，他选择了隐匿身份，四处流离失所。然而，据传1952年8月的初旬，他在江西南昌被敌人抓获，最终遭到了极其严厉的判决。

当前，不少文章探讨叶挺与项英之间存在的分歧，并将“皖南事变”的触发点归因于他们之间的矛盾。有观点认为，在党内的秘密会议上，叶挺常常被边缘化。叶挺的儿子在其回忆录中提到，叶挺不时陷入无所事事的状态，携带相机四处游荡，他的身影显得异常孤独。总体来看，叶挺在新四军中的地位显得相当孤立。

面对有人借此事大肆渲染，我深感困惑。回首过往，叶挺在早年曾一度与党组织疏离，尽管在“皖南事变”之后，他的表现彰显了他的忠心，但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项英对他保持警觉实属正常。时至今日，党内与党外依旧存在分歧，更遑论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在我看来，若要提及父亲有何瑕疵，或许仅仅是他对党的路线过于坚守。

叶挺那时已与党组织脱离，因此其未署名的文件不得予以审阅。身为政委的父亲，他主动请中央在来文来电中添加叶挺的名字，旨在确保他们能够共同领导新四军。在生活细节上，父亲对叶挺也给予无微不至的关照，二人那时的确是患难与共。叶挺不止一次地产生了离队的念头，这并非单纯因为与父亲个人关系的矛盾。在项英成功突围后，他依然心系叶挺，特地返回去寻找。但不幸的是，当叶挺下山进行谈判时，却遭到了蒋介石的扣押。

叶挺的子嗣叶正大，曾与我并肩走过在苏联的求学时光。“让父辈们的恩怨随风而去，我们二人自始至终，都将是最坚定的挚友。”我们互望一笑，眼中映照出那份不言而喻的默契与深厚的情谊。

当事变骤然爆发，我与父亲以及同事们失去了联系，父亲的行踪也成了难以解开的谜题，生死悬于一线。在如此紧迫的时刻，上级机构草拟了对项英、袁国平的不当指控。直至陈毅在会议上详尽地剖析了“皖南事变”的来龙去脉，那份错误的决议才未能通过“七大”的审议。这一事实也有效地推翻了某些人散布的项英与陈毅之间存在“严重分歧”的毫无根据的说法。1945年，陈毅将军莅临延安参会，彼时便暂居于李富春同志的窑洞之中。他对我和我的弟弟关怀备至。正值新春佳节，蔡畅阿姨携我与弟弟一同前往陈毅将军处致以新年问候。她称赞我们二人均为新四军的后裔，并提议送上压岁红包。陈毅伯伯欣然同意，一边口中连声应道“好嘞，好嘞”，一边便从口袋中掏出钞票，每人慷慨地赠予我们一万元边区币。至1956年，我自苏联归国，听闻陈毅伯伯正在北京饭店参加一场舞会，我便特地前往拜访。陈毅伯伯立刻放下舞伴，热情地牵起我的手，与我共舞。他满脸自豪，逢人便骄傲地介绍：“这是我老项的女儿。”他的宠爱之情溢于言表。旁边一位女士好奇地问：“老项是哪位？”陈毅伯伯带着浓厚的川音回答：“老项，指的是项英。”若陈毅伯伯还在世，他必定不会同意那些企图离间他与父亲关系的言论。

尽管当时拟定的决议并未在“七大”中获得通过，其传达也仅限于新四军内部，但它却成为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评价我父亲的重要参照。解放之际，项英的声誉急转直下，其中尤为令人费解的是，他所投身其中的革命岁月竟被彻底遗忘，未曾有一字提及。身为中共“二大”的12位代表之一，父亲的身份本应备受瞩目，却在不经意间被遗落在了那些对其他11位代表的介绍中。同样，在描绘“二七大罢工”的影视作品中，他的身影也被施洋与林祥谦的形象所掩盖，而关于施洋在项英引荐下加入党的事实，则鲜为人知。在担任河南省委书记期间，陈丕显在参观“二七大罢工”纪念馆时，特别指出并纠正了这一忽视项英贡献的错误。在那个波澜壮阔的“文革”动乱岁月，上海全市上下，巨幅标语纷纷涌现，声讨“项英是大叛徒”的口号响彻云霄。数年前，一部名为《皖南事变》的小说问世，其中对项英的形象塑造颇为负面。鉴于资料不足，我未能有力反驳。然而，新四军众多老干部联名致信，对这种描绘提出了强烈反对，这才使得该小说最终被禁售。我坚信，关于父亲的评价，历史终将给出公正的评判。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之际，我方才得知父亲音讯全无。直至1945年，陈毅将军在延安出席一场关键会议时，才向众人公开披露，父亲已英勇捐躯。我似乎并未感到过多的悲痛。我是项英之女。

母亲之谜

1938年，郭青老师引领我踏上了延安的土地。那时，我才得知，仅仅一个月前，母亲也曾来过此地，但她留下弟弟后便悄然离去，从此音信全无，再也没有人见过她。因此，我也错过了与母亲重逢的美好时光。

瞿秋白

随着时间的推移，母亲的命运与瞿秋白愈发紧密地交织在一起。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以挫败告终，一万多红军战士陷入了敌军的包围圈。那时，瞿秋白身患重病，何叔衡已步入暮年，母亲怀揣着身孕，以及中央苏区妇女部长周月林，他们一同撤退，力求突破重围。然而，不幸的是，何叔衡在激烈的战斗中英勇捐躯，而瞿秋白、周月林以及母亲则不幸在福建落入敌手。在被俘的那一刻，母亲与同伴巧妙地假扮身份，审问中未曾露出丝毫破绽。在长达三年的监狱生涯中，我的弟弟在这铁窗深锁的世界里降临人间。然而，正当母亲与周月林即将重获自由，瞿秋白也看到了重见天日的希望之际，国民党却意外曝光了瞿秋白的真实身份，随后对他进行了残忍的杀害。

瞿秋白为何以化名“林琪祥”行事，其真实身份的揭露始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近日，部分媒体传播了关于我母亲出狱后与父亲项英重逢的传闻，言称母亲安置新居后，即刻遭遇父亲的严厉质询：瞿秋白的牺牲是否与她和周月林有所关联。父亲见母亲神色紧张，误以为她背叛了瞿秋白，情绪失控之下，竟拔枪将她射杀。然而，我对这一说法的真实性深表疑虑，这明显是一则未经证实的谣言。

王辅一，军事科学院的研究员，为撰写父亲传记，特地联络上了曾任项英警卫排长的李德和。李德和回忆起1938年2月至3月那段时光，项英在南昌着手组建新四军之际，项英的母亲张亮带着一个年约两三岁的小男孩抵达东南分局。李德和便陪同项英一同从军部前往分局，与张亮会面。他们在屋内交谈，而那个小孩则由李德和带到门外玩耍。大约经过了一个小时，具体的谈话内容不得而知，但他们的声音时而高昂，时而低沉，情感波澜起伏。项英面色凝重，然而实际上并未发生针对张亮的枪决事宜。交谈落幕之后，项英便前往东南分局副书记曾山处稍作逗留，旋即转身返回了军部的驻扎地。自此，他与张亮之间再无任何瓜葛。

王辅一曾亲临拜访，与原新四军军部秘书长，后晋升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的李一氓进行了会面。尽管瞿秋白不幸遇难，但你却幸存了下来，这是为什么？在这过程中，对母亲也难免产生了一些猜疑。

事后查明，自南昌启程，那位坚韧的母亲决然将弟弟送往延安。徐明清女士，曾担任延安市妇联主任一职，在母亲与弟弟抵达延安之际，她曾给予我母亲热情而周到的接待。“项英杀妻”的说法显然全属捏造。自那事件之后，她便如同人间蒸发，再也没有人目睹过她的踪迹，关于她的行踪也无人能够探知。

1955年，瞿秋白的遗骸于福建长汀罗汉岭的盘龙冈被发掘，其最终被安置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其爱人杨之华向党中央发出紧急信件，强烈要求追捕背叛瞿秋白的叛徒。相关部门随即成立了专案组，而与瞿秋白一同被捕、并知晓其身份的周月林及其母亲张亮，则成为了首要的侦查对象。

周月林

周月林是一位传奇人物，早年曾被派到苏联学习过，与海参崴华工工作负责人梁柏台结婚，1931年经请求获准与梁柏台回国工作，把一双儿女留在了苏联，后来也下落不明。1934年，她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17人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且是主席团中的唯一女性。她曾担纲中共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部长的重要职务，资历深厚，其地位甚至超越了邓颖超。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惨痛失利后，周月林凭借高超的医术，毅然留驻，肩负起护送瞿秋白安全撤退的重任。周月林在被捕后，被判处十年监禁，在龙岩监狱中服刑。1938年，他终于获得释放。然而，命运多舛，周月林返回上海后不久，又遭遇了波折。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一名普通的街道干部。但好景不长，随着瞿秋白专案组的成立，1955年，周月林再次被捕，并被送往秦城监狱进行改造。到了1965年，他再次被判处十二年刑期，并被流放到山西的工厂，承受了极大的劳苦与磨难。

周月林从未停下申诉的脚步，直至数年后，某份昔日国民党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则标题为“赤共闽省书记之妻投诚，供出匪魁瞿秋白身份”的报道，这才揭开了瞿秋白被捕之谜。原来，背叛瞿秋白的叛徒竟是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的妻子，徐氏。直到1979年，周月林才得以洗清冤屈，而那时她已承受了25年的不白之冤。经过平反，周月林终能重返丈夫的故里——浙江新昌县，并在那里安享晚年。1997年，这位年届九旬的老人在新昌县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虽略感欣慰，然而周月林晚年的生活却显得格外宁静。新昌县对她倾注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更有记者专程前来采访，为她撰写传记。周月林回忆说，张亮出狱之时，曾向她透露了他的计划，即前往江西寻访项英。传记的撰者将手稿递至我的案头，遗憾的是，当我终于得以翻阅这些珍贵资料时，却未能及时与周月林女士取得联络。更令人扼腕的是，仅仅一年之后，她便不幸离世。

“你妈妈在风华正茂之时，美丽程度堪称绝世，甚至超越了你的容颜。”

长年累月，我竟未曾有机会亲眼目睹母亲的容颜。在那动荡不安的“文革”岁月里，我有幸踏足上海，寄居于丈夫友人的家中。某日，友人的另一友人也来造访，他一见到我便提及，曾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里，曾有幸拍摄到母亲的一张照片。他慷慨地为我复制了一张，自此，这张照片便始终伴我左右，成为母亲留给我的唯一遗物。从照片里，可以清晰地辨识出母亲确实拥有着令人惊艳的美丽容颜，而我自己，唯有下巴的轮廓与母亲有几分相似。尽管拥有这张照片，我对母亲的印象似乎并未因此变得更加深刻。对于母爱的恩赐，我尚未来得及亲历其境，故而，亦未曾感受到失落的痛苦。

近期，关于母亲行踪的传闻再次涌现，带来了新的说法。岁末之际，一位记者有幸采访了公安部的一位资历深厚的长者。这位长者曾在延安时期供职，并在康生的领导下参与了多个专案组的审查工作。他回忆道，当时他们拘押了三名嫌疑人，包括一名男性和两名女性，均被怀疑为托派分子。经审查，他负责的男性嫌疑人最终被执行了枪决，而两名女性则被康生亲自下令处以绞刑。记者了解到，其中一位女性是项英的妻子，她曾背叛过瞿秋白。这位老同志也曾险些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而被康生除掉，幸而他当时身处罗瑞卿领导下的老干部群体之中，正是罗瑞卿借助他人之力，才使他得以保全性命。待此消息辗转传入我的耳中，他们这才引领我前去拜访那位长者，却惊讶地发现老人的神志已经模糊，言语含糊不清。然而，基于我在延安的亲身见闻，我坚信这一说法是可靠的。

直至七十岁有余，我方才知晓此事，内心不禁涌动诸多感慨。

我的母亲来自四川，这一点我倒是清楚，但关于她具体是来自四川的哪个角落，我却一无所知，也因此，我未能深入挖掘她的家族渊源和身世之谜。我所明了的，是她与父亲在上海投身工人运动期间，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为了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他们并肩作战，携手前行。如今之青年或许难以共鸣，但在他们父母的认知中，理想始终占据着无上的地位。面对紧要关头，他们愿意毫不犹豫地舍弃情感，牺牲家庭，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

延安岁月

1938年，我踏足延安，随即被分配至徐特立先生所创立的鲁迅小学，开始了我的学习生涯。次年，该学府更名为“陕甘宁边区保育院小学部”，简称延安保育小学。延安保育小学的学子，众多者为革命先烈的子女，亦为中共高级干部的继往开来者。郭青老师曾远赴延安抗大深造，学成归来后，荣膺保育小学校长之职，成为无数孩童心目中慈祥而可敬的大家长。

初踏足延安的土地，我尚且年幼，仅有七岁。独立生活的重担显得尤为沉重，因此在身旁有一位保姆无微不至的照顾。那时，窑洞还未普及，我们居住在平原地区的平房之中。屋内，床铺由厚重的木板桌搭建而成，一张床上可以容纳十二三个孩子，宛如一片宽敞的通铺。我们这些孩子一同进食，一同居住，共同度过了那段充满军事色彩的共产主义生活。

在延安，我们随时都能看到毛主席，他对我们每个小孩都叫得出名字。有一次我们采了一大捧山花，我们跟老师说：“这些花真漂亮啊，我们把它献给毛主席好吗？”老师答应了。于是我们一群娃娃，排着队、唱着歌，向毛主席的住地走去。毛泽东在窑洞前看到我们非常高兴，当时江青也在，她还从窑洞里拿出一桶饼干让我们吃。有时候想起来，还挺怀念那时候的延安气氛。

他正忙于何事？他究竟在享用何物？我的思绪飘散，心神不宁，原本流畅的演讲稿瞬间忘却，演讲被迫中断，台下观众纷纷发笑。事后，回到学校我遭到了老师的严厉指责。

后来，我方才得知，延安地区的水资源极为稀缺，卫生条件亦不容乐观，许多居民饱受虱子的侵扰。他们习惯于在享受阳光的温暖时，不自觉地用手捕捉身上的虱子。那位老乡正做着这样的动作。当地居民还有一种普遍的观念，认为虱子吸取了我的血液，我便应连同虱子一同吞食。因此，那位老乡所行之事，正是基于这样的信仰。

自幼便缺失了父母的呵护，我逐渐磨砺出了独立与坚毅的品格。那些曾给予我关爱与抚养的人们，无不对我倾注了深深的喜爱，蔡先生便是其中之一。(畅)妈妈、康(克清)任弼时夫人纵然他们对我情深似海，非我亲生，我亦须自律自持，此理我始终铭记于心。

中央组织部对我们倾注了特别的关怀，陈云、李富春经常邀请我们至家中共度晚餐时光，而蔡畅的母亲更是以亲生子女的深情厚意待我们。在那个延安的岁月里，只需将一把牙刷和一把勺子揣入口袋，无论踏入哪一家门，总能享受到一餐热腾腾的饭菜。

当我抵达延安，方才得知，我竟在此地还有一个弟弟。他名叫项学成，竟是在囹圄之中降临人世的，是周月林亲自为母亲操刀接生的。我和弟弟之间的感情颇为深厚，平日里，我常与弟弟一同前往李富春和蔡畅的府上做客。

蔡妈妈对我十分疼爱，她耐心地教会了我洗衣和修补衣物。她非常注重清洁，桌上摆放的物品是不允许他人随意触碰的。她常叮嘱我：“孩子们来玩固然是件好事，但我的物品，你们切不可随意挪动。”记得有一次，一位同学出于好奇不经意间翻阅了她的东西，我并未察觉到任何异常。然而，蔡妈妈回来后，却特意询问是否有人动过她的物品。

餐后闲暇，李叔叔与蔡妈妈常带我在窑洞斜坡散步，我紧握着李叔叔宠爱的狗“路路”的小手。偶遇熟识的街坊邻里，他们总爱笑着询问：“你家有几口人？”我看着小狗发了一会儿呆，然后回答：“四个人。”蔡妈妈和李叔叔的女儿李特特听了，都显得十分羡慕，觉得和我一起度过的时光尤为珍贵。

1943年，延安地区掀起了“整风运动”的浪潮，紧接着，康生又发动了“抢救运动”，使得人人自危。在这动荡的时期，我们保育小学亦步入了“抓特务运动”的行列。老师们禁止我们回家，我们只能留在学校，投身于这场“运动”之中。教师与高年级学生均需经过严格审查，每一名师生必须详尽地陈述个人历史。若表述模糊不清，难免引发猜疑，被误认为间谍；同学们之间也相互举报。学校特意组织我们这些小学生前往礼堂，聆听那些表现卓越者的亲身故事。在下面的座位上，我们这些年幼的孩童们紧跟着成年人，一同高声呼喊口号。

弟弟向我透露了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他们的老师将一名稚气未脱的小同学叫到一旁，严肃地询问他是否为特务。小同学坚决否认，但面对老师的警告，若他不老实交代，将面临罚站凳子的惩罚。在饥饿的折磨下，他难以再坚持下去，于是无奈之下，只得向老师举报了另一位同学。他回忆起那是一个酷热的夏日，大伯派了一位姓李的年轻人来接他回家度假。在归途中，他们不幸遭遇了大雨，河水迅猛上涨。骑在马前的小李让他紧紧抱住自己的腰，随后在马背上狠狠地抽了几鞭，强行冲过了河。小同学对小李产生了怀疑，认为他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因为那次经历险些让他们与马一同被洪水吞噬，显然小李并无善意。

教师细致地记录下小同学的上报内容于本子上，随即便微笑着告知他，考试合格，可以安心回宿舍休息。日后，小同学方知靖边县曾错误地将小李定性为“特务”，令其遭受了巨大的磨难。成年之后，他对于九岁那年的无知之举深感懊悔，对于曾无意中伤害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大哥哥，内心充满了愧疚。

在整风运动期间，师生均被要求不得私自离校回家，直至数月时光流转，紧张的氛围才逐步得以缓解。

“据校长宣布，全校师生正在开展一场整风活动，这段时间内不宜回家。”李伯父听起来有些困惑：“这些学生，他们要整的风究竟是何种风气？”他的疑问随即引起了……弟弟兴奋得难以自抑，尽管我多方劝阻，他还是眉飞色舞地讲述：“我们学校最近风气整顿异常热闹，竟然有人被处以吊刑惩戒，同学们还齐声高喊口号！”李叔叔闻言，脸色凝重，明显怒不可遏。他立刻拿起电话，向中共西北局的高岗负责人质问道：“怎么会连孩子们也被怀疑为特务，甚至遭受体罚？！”一周之后，西北局迅即派出调查团队抵达校园。校方领导亦向几位不幸遭受不公待遇的教师表达了由衷的歉意，并坦率地承认了以往的错误。

自从李富春与蔡畅远赴东北，我便托付给了任弼时。在他们的悉心照料下，延安的岁月里，我未曾有过孤独的体验。

往事

1948年，中央决定派一批人去苏联学习，选择的都是革命烈士与中央领导的子女，有邹韬奋的儿子邹家华，叶挺的儿子叶正大、叶正明，高岗的儿子高毅，李硕勋的儿子李鹏等和我一共21人。给我们送行时，领导对我们说，现在国家正在打仗，仗不要你们打了，由我们来打，你们去努力学习，回来好好建设新中国。

在苏联求学的岁月里，我们的专业学习都以建设为根本宗旨。叶挺将军不幸遭遇空难离世，他的两位儿子便立誓要自主研发飞机，因而选择了航空学院继续深造。林汉雄的父亲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引用了列宁的名言——“共产主义即苏维埃加电气化”，这使得林汉雄最终选择了水电专业。然而，在“文革”时期，中央设立了一个名为“4821专案组”的机构，专门负责调查21名留苏学生中的“苏修特务”，自此，“4821”这个名字便广为流传。时至今日，我们这些“4821”的成员仍旧定期相聚，尽管许多人已经身居高位，但在聚会上，我们放下身份的差异，仿佛又回到了那段充满同窗情谊的岁月。

我的夫君林汉雄，他是张浩的子嗣，而且，他亦是我留苏岁月中的同窗好友。现今，众多人士将林育南、林育英与林彪三人并称，统誉为“林氏三兄弟”。林家，一门世代传承的世家。林育南，林彪的胞兄，是林氏家族中首位投身革命事业的成员，与董必武并肩，同属一代革命先贤，其革命资历堪称深厚。林育英，正是在林育南的引领下踏入革命道路，他在革命岁月中化名为张浩。至于林彪，则是林育英悉心培育的杰出革命者。纵使他们源自林氏声名显赫的豪门望族，但在血缘纽带方面，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已不再那般紧密。

张浩（林育英）

张浩，早年便投身于湖北的工人运动，其资历之深，堪称资深。直至1942年辞世，他仍向身边人吐露了心中遗愿，渴望在逝世后能安葬于杨家岭对面的桃花岭，以期日夜守护党中央与毛主席。在延安，中共亦为他举行了一场庄重而隆重的公祭仪式。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杨尚昆、徐特立等亲自将棺材抬到桃花岭安葬，这也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执绋抬棺。

自解放以来，林彪对张浩夫人，亦即我的岳母，始终保持着和谐的关系。但自林彪与叶群结为连理之后，我们与林家的交流明显减少。岳母曾提及，叶群将众多叶家亲属引入家门，却对林家成员的态度显得颇为疏远。

与毛家湾林彪的会面机会极为罕见。那时，林彪的父亲尚健在，我们敬称他为“林四爹”。在拜谒林四爹的过程中，偶尔能瞥见林彪的侧影。林汉雄的长兄身为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在“文革”期间遭受了冲击，他心切地希望前往北京拜访“林副统帅”。我们拨通了林彪的电话，然而，他的秘书仅是送来几本《毛主席语录》。在婆婆通过林彪的姐姐搭桥后，我们终于与林家建立了联系。叶群传话告知，林彪身体不适，只能与我们简短会谈二十分钟。林彪现身时，言辞简短，面容略显憔悴。那时，我已听闻林彪在战争年代积下诸多疾病，惧怕阳光与风。我们只是简单寒暄了几句，见到了林彪的两个孩子，只知道他们分别叫老虎和豆豆。直至“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们才得知他们的真实姓名，分别是林立果和林立衡。

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我们的家庭同样未能幸免，遭受了波及。当时，在水电部工作的林汉雄同志被拘禁，公安局的警力也进驻了我的家中。在被囚禁整整一年之后，我终于得以重获自由。然而，我的婆婆，作为一位资深的革命者，对此事心怀不满，她四处奔走，不遗余力地寻求申诉的途径。

大约在1975年，一位老友偶然向我们透露了一则消息：听说江青与毛主席之间出现了争执，这使得她写给毛主席的信件能够直接送达。听闻此事后，我们立即以家慈的名义，向毛主席寄出了一封反映家中现状的书信。不久之后，水电部派来了工作人员，邀请我和家慈以及林汉雄见面。原来，他一直被拘禁在总后勤部一个鲜为人知的角落，负责处理他专案的小组人员众多。到了1975年10月1日，被囚禁了四年的林汉雄终于重获自由。然而遗憾的是，我的弟弟在“文革”期间受到了牵连，于1974年因肝癌不幸离世。

久被尘封的“项英”，近年来渐渐走进学术界的殿堂，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对其历史的评价也日益趋向公正。作为项英的女儿，我无意以个人身份介入其中。我认为，还是让历史的评价权交给历史，历史自有公断，对与错的真相终将浮出水面。我接受历史的评判。我坚信，历史终将揭示其真实面貌。我与父亲这一代人曾经的往事，构成了共和国宝贵的历史记忆。愿那些让人痛心的故事，永远只是这个国家的过往。